魔力宝贝风鸣之塔副本玩法介绍_魔力凤鸣之塔带什么水晶

admin 经验交流 2024-05-26 2064 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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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茶文化”泛指与茶相关的文化,包括茶产业、饮茶、品茗、器用、茶事等,其层面除了人文历史哲学,甚至涵盖政治、经济等。以茶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来说,自中唐以来,历代茶政与饮茶方式都有相关记载与论述。就经济的层面来说,唐代时期社会安定、经济发达,因茶风鼎盛,茶的大量生产、促使贸易消费发展迅速。就文学而言,历代文人对茶推崇备至,以茶做为题材,留给后世人许多有关诗、词、书、画、歌、赋、曲等佳作。从自然现象来看,历代茶文化随着制茶工艺的不同而有所改变,如茶树品种、栽培、制作、加工等。从历史层面而言,自茶的源起,不论茶叶加工、饮茶方式,以及历代茶事记载,均有长足演变。就茶文化与宗教思想层面来说,儒家的追求的中庸之道,道家的反璞归真、清静无为,主张茶禅一味的佛家,都能与茶文化思想产生共鸣。文化乃人文化成之意,“茶文化”广义的说法:也即是通过茶事而与人类生活经验相关并化成的人文历史累积。狭义的解释则专指与品茗相关的文人生活体验、仪礼及其审美情趣。如茶艺、茶道、茶礼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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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,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,加上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,让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,九流十家,百家争鸣,释道儒三家并存,深刻地牵动中国历史进程,也影响茶文化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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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历史的演变,可看出各年代有着不同的饮茶文化与审美追求,唐代受陆羽《茶经》影响,品茶谈的是精行俭德,追求的是崇高与朴拙的美学,茶事崭现超然脱俗。宋代斗茶风气盛行,斗茶、行茶令、茶百戏方式多元,千姿百态,有著名目繁多不同特色的茶风,品茶讲究技艺。明代散茶的饮用,茶器多元,文人多追求意趣,超然物外。清代茶馆风气大盛,以市民为主的消费形态逐渐成为风气,茶艺发展更加多元也更崇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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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茶叶史料来看,三国西晋和南北朝可说是中国茶业文化的发迹。此时除了北方主要是上层社会带动饮茶风气之外,南方茶叶生产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,由史籍上关于茶的记载,更可清楚地窥其当时茶叶文化和茶业的样貌,如东晋裴渊《广州记》载:酉平(今广东惠阳县西)县出皐卢,茗之别名,叶大而涩,南人以为饮。”由此可见两广一带已知饮茶,而且也最先利用皐卢来做茶或伴茶饮用。三国时魏张揖的《广雅》中说:“荆、巴蜀采叶作饼,叶老者,饼成,以米膏出之。欲煮茗饮,先炙令赤色,捣末至瓷器中,以汤浇覆之,用葱、姜、橘子芼之。其饮醒酒,令人不眠。”这种喝法叫做芼茶,就是所谓的茶粥,源自于荆、巴之间,制作方法是将茶末置于容器之间,以熟汤浇覆,再用葱、姜、橘子杂和为芼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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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见,最早人们煮茶与煮菜汤无异,饮茶以药用和品茗兼具,先烤再捣,茶末加上葱、姜、橘子作调味煮了喝,因此除了煮、饮茶具之外,又增加了炙、捣和浇汤的工具。可见直到唐代以前饮茶器具与食器是相互混用的。所谓“茶食不分,茶酒不分”,茶具与酒器亦通用,饮茶也可以用酒杯或土碗等饮水具这里的制茶和饮茶,称“荆巴”不用巴蜀,表明此时期荆州一代的茶叶生产和技术,已发展到和巴蜀的水平了。西晋以前,国人还是将“茶”视为一种珍贵的饮料,两晋、南北朝年间,随着茶叶的发展,已逐渐成为意味“俭朴”生活的普通饮品了。《晋书》中记载:吾人采茶煮之,曰茗粥。《广陵耆老传》中提到:晋元帝时,有老姥,每旦提一器茗,往市鬻之,市人竞买,每旦至夕,其器不减。这说明晋代街头已出现卖茶水、茶粥等事,这与现今的茶摊相似,南北朝还有提供喝茶住宿的茶寮,可说是现今茶馆的雏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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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北朝时期,一开始只有南朝人喝茶,北魏杨衒所撰的《洛阳伽蓝记》中就写了一段南朝人到北魏首都洛阳住,不吃羊肉不喝羊奶,天天吃炖鲫鱼、喝清茶粥茶的记载。当时在南朝一些逃避现实,崇尚清谈的士大夫,习以“品茶赋诗” ,做为平日生活的消遣,茶在南方已是比屋皆饮的饮品了,此时北方还不重视饮茶,朝中出身游牧部落的王公贵族,仍习以乳酪为浆,不屑饮茶,更将茶视为酪奴。有关北方饮茶可靠的史料记载,见于《秦子》和佐思的《娇女诗》,全诗五十六句,其中几句:吴家有娇女,皎皎颇白皙。小字为纨素,口齿自清历。有姐字惠芳,眉目粲如画。驰鹜翔园林,果下接生摘。贪华风雨中,倏忽数百事。止为荼菽据,吹嘘对鼎䥶。佐思在诗中描写的“止为荼菽据,吹嘘对鼎䥶”一句,细诉两个娇女,对着茶炉炊火急着喝茶的情态,描述得活灵活现。由佐思家中日常的饮茶习惯,可窥见南北朝时期北方已有饮茶习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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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文献史料来看中华茶文化的流变,大致可划分为南北朝以前、唐宋时期以及明清以后三大阶段。茶文化兴起于巴蜀,而后渐东移,往长江下游发展,据《华阳国志・巴志》中记载:其果实之珍者,树有荔枝,蔓有心蒟,园有芳蒻香茗。上贡的茶不是深山野岭的野茶,而是专门有人培植在茶园里的香茗。由此文献可见茶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时,即有相当的地位。这与《茶经》中说茶之为饮,发乎于神农有出入,《神农食时经》为何人所作、何人所写,无从查考,相对之下《华阳国志・巴志》则较具信服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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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神农氏茶为药用,西汉以茶为饮,三国以茶为礼,以茶为媒做为情感交流。唐、宋时期上至高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,僧人或常民,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因此,自唐代以来,就逐渐发展出“以茶迎来,以汤送往”的待客习俗,这种习俗在朝廷、官府和民间各阶层普遍流行。在佛教寺院中,也有僧人发展推广的独特饮茶啜汤礼节,且列入清规中加以规范,不仅有“茶礼”同时也有“汤礼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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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时,茶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;到了宋代,茶、药已成为人们日用之物。北宋刘挚就说:“大率师的弟子贽见之礼,茶、药、纸、笔日用之物,皆从来学校常事。”宋代以茶和汤招待客人已经是很普遍,从宋代佚名者所撰《南窗纪谈》一书中,提到“客至则设茶,欲去则设汤”的风俗上至官府,下至里旅,流行整个社会层面。宋代朱彧《萍洲可谈》说:

今世俗客至则啜茶,去则啜汤;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,或温或凉,未有不用甘草者。此俗遍天下,先公使辽,辽人相见,其俗先点汤,后点茶;至宴会亦先水饮,然后品味以进。

说的是客人来时,以茶示礼,迎接客人,客人坐久了可能会疲累伤元气,所以客人欲离去时奉上汤品待客,体贴客人,以示敬意。“点汤”的另一义则是逐客的意思。点汤原为“客辞敬汤”之礼俗,后来被人引用做为文明逐客的手段。

究竟茶叶这种物品是什么时候开始兴盛的呢?《华阳国志》中记载:周武王伐纣以后,巴蜀等西南小国,曾经将它所生产的茶叶,当作“贡品”送给周武王。这是将茶做为饮料最早的记载,依上述推断距今二千多年,应属西汉时代 。茶为贡品、为祭祀,已知在周武王伐纣时、或者在先秦时就已出现。而茶做为商品,则是在西汉时才出现。西汉辞赋家王褒,在公元前 59 年写《僮约》一文中有两处提到茶,即“脍鱼炰鳌,烹荼尽具”和“武阳买茶,杨氏担荷”。烹茶尽具”意思是煎好茶且要备好洁净的茶具,“武扬买荼”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去买茶叶。提到家僮须在家中煮茶,还须至武阳买茶,这是最早有关茶叶的记载,从茶史研究观点来看,茶叶能够成为商品在市场买卖,说明当时饮茶风俗至少已开始在文人阶层流行,可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流行。但《僮约》中前后二处提到茶事:即“烹荼”“买荼”古今有不同的看法,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,指出“炰鳌烹荼”中的烹荼是指苦菜,“武阳买荼”指的才是茶。

隋唐时期,饮茶风气已遍及全国。新疆、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,因喜食肉类和乳制品,茶叶的特性有助奶、肉消化作用,茶叶自然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料。据史籍记载,隋文帝勤于政务,且自奉甚俭,有饮茶习惯,《隋书》中曾记载一怪诞事,一夜隋文帝作噩梦,梦见有一神人将他头骨换了,梦醒后头痛不止,后遇一僧人告知:“山中有茗草,煮而饮之当愈”隋文帝服之果然见效。上行下效饮风跟进,继而有力的推动了国饮,茶便成为当时人们竞相采啜的对象。当时还流传茶赞词:“穷春秋,演河图,不如载茗一车。”说的是辛苦钻研孔子的《春秋》竭尽心力去演绎谶书《河图》,冀出人头地,倒不如有许多好茶喝快活。隋文帝无意间带动了全民的饮茶风气,以帝王之尊而嗜茶,普天之下茶不再被视为“酪奴”,隋文帝可说是为茶文化立下大功。

9 世纪上半叶,茶已经是人们生活中和米、盐一样的必需品了,穆宗长庆元年(821 年)盐铁使王播奏请增加百分之五十茶税时,遭到左拾遗李某上疏反对,理由是:茶为食物,无异盐米,人之所资,远近同俗。可见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早已是人类必需品。陆羽《茶经》六之饮中指出:茶之为饮,发乎神农,闻于鲁周公 52 。从文献来看,茶文化乃兴于唐朝,盛于宋代,融合了中国儒、释,道诸家思想。其形成与唐代的禅学、经济、诗人和贡茶休戚相关。中唐之后,大江南北茶风鼎盛,民间有一说法,不可一日无茶,一日无茶则病,由此可见茶风之盛。

唐代时期,饮茶步骤相当严谨,这些通过陆羽《茶经》丰富的内容便可看出端倪,随着法门寺等处,大量出土文物中的茶具存在,唐代的饮茶方式,便可仿佛历历在目了。由于陆羽《茶经》的奠定,远近倾慕,喜好茶的人越来越多,于是有了“自从陆羽生人间,人间相学事春茶”之说,书中总结了古人饮茶的经验,罗列茶的栽种、制作、烹茶、等相关物理性的知识,让茶饮内容更加丰富,因而出现了饮茶知“道”,开拓了饮茶生活的精神领域,加上禅教大兴提倡饮茶,认为饮茶有助提神不寐有助修行,饮茶成了寺庙生活习惯,更加影响到民间,促使唐代饮茶风气大盛,茶文化发展受到肯定。

经过隋唐五代的普及洗礼下,加上禅宗的辉煌推动,宋代形成中国式精湛的品茗艺术,有别于煮、煎茶的饮茶方式。宋代宫廷与上层社会的饮茶习惯,基本上沿袭自唐代。随着文风盛行,加上《茶经》的推广使得人们对茶知识益加深入广泛,品茶的艺术,经蔡襄的《茶录》到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问世,饮茶艺术已臻登峰造极之境。器用制作更细致讲究,植茶技术更是精进,文人将茶元素融入书画诗文的创作,饮茶讲究茶品和饮效,沏茶讲求火候和茶具。此时宋代的饮茶文化可说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年代。

元代饮茶文化由于蒙古人入主中原,游牧民族豪迈性格饮茶方式,去除繁琐反璞归真,民间流行饮加料散茶,在茶中加入胡桃、松子、芝麻等物饮用,文人墨客则喜清饮。也因民族粗旷豪迈性格,不喜精致儒雅的茶道,故当时无专精茶书论述。 饮茶文化到了明代的著述论作已相当丰富,对于饮茶有了明确的规范和模式,加上明太祖朱元璋下诏“罢造团茶,芽叶进贡”,茶制的改变加上茶器的改良,饮用方式随着散茶流行进入新时代,制茶工序更加简易不再繁杂,饮茶方式也有了不同的诉求和讲究,由于盛行炒青制茶,茶叶由紧压茶改为条形散茶,不再磨成粉末,烹沏煮茶的方式转变成“沸汤点之”,直接将炒青后的散茶加入壶或盏中沏泡饮用。这种品饮方式不仅简便,而且保留了茶叶的清香味及完整性,更有助于人们对喝茶时直接观茶色、茶形、闻香和尝味。可说是饮茶史的一大创举,也为明代饮茶讲究情趣创造了条件。

明代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中记载:崇祯癸酉,有好事者开茶馆,泉实玉带,茶实雪兰,汤以旋煮,无老汤。器以实涤,无秽气。其火候,汤厚实有天合之作。文中可见明人对于茶品、水质、器具、沏泡、火候等相当的讲究。明人常饮茶却不多饮,对饮茶用壶,讲究艺术,常品茶玩壶。喝茶时不喜欢人多,重视情境,推崇小壶饮啜,延续至今,这种泡法今日仍为国人所时尚。以文人为主的阶层创造紫砂壶为主的饮茶器具,改变了茶碗的大小,提倡以小杯小壶品饮还有茶盅的使用,文人重雅趣,建构的饮茶空间讲究雅致,花草、盆景、雅石、茶果等更加丰富了茶事,茶道的文艺复兴更加迅速。因此江南文人、隐士争相追逐,茶风益加鼎盛,茶器具有了开创性的发展,在茶文化、茶器史上居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,此时期茶领域更加多采多姿,茶艺文化有了崭新的局面。明代文人讲求趣味人生,追求高雅讲求闲适,可说是茶文化的辉煌年代。

下面按照朝代来分述各朝代的茶文化特点。

一、唐代

唐代是分水岭,皇帝经常赐茶或茶药给大臣,特别是对于请假入觐的官员,以及返乡省亲的大臣,赐给茶药更成形制。有时候也以茶犒赏劳军队,将茶分给将士,以是体恤慰劳之意,为的是茶可以消去戎甲的湿暑之气。唐人也常借着致赠茶、药表示奖励、感谢、慰问、虔敬的心意。

唐代煮茶与煎茶,是其主要品饮方式。使用茶器多以瓷器为主,有所谓南青北白瓷,“青则茶色绿,白则茶色丹”。 唐代饮茶讲究色彩调和,其审美要求,对后来茶道文化具有一定的影响。

1987 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批供奉唐僖宗的金银茶器,对唐代饮茶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印证。也呼应陆羽《茶经—四之器》中的二十四种茶具,连晚唐宫廷的饮茶器具几乎都遵照《茶经》的形制和要求。当时出土的唐代皇室文物茶具完备,大多是镶嵌珍贵的银器,据闻是西安银匠的作品,还有青瓷器具和越州窑特有的秘色瓷,其中的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,色泽沉稳、质朴大方,是陆羽视为上品的青瓷茶碗。也证实了陆羽《茶经》中“类玉”、“类银”的比拟,这可能是唐代茶器常见的质材。秘色瓷的“千峰翠色”属青瓷体系。法门寺茶器系属唐僖宗所供纳,彩金银色搭配吉祥图案,制作用料与器型设计,最能反映唐代晚期工艺水平,唐代的饼茶有方形和圆形,煮饮时,先将饼茶炙烤,待其晾凉后,以茶盏研碾成末,因此茶碾也成为茶器中不可或缺的器用。唐代皇室多崭现贵气的鎏金茶器,廖宝秀在故宫茶话一书提到:“法门寺出土地茶碾及其他鎏金茶具,均为皇室进奉之物,制作精巧,纹饰线条流畅,反映了唐代工中金银器作坊‘文思院’高超的工艺技巧,尽管陆羽在《茶经》中主张茶碾以橘木制作者为佳,其次是用梨、桑、桐、柘木为之,然而唐代皇室、贵族、文人却喜爱用金银或玉等制品。”可见当时唐代皇室饮茶多用金属器及稀少的秘色瓷、琉璃茶具,一般常民百姓则使用陶瓷茶碗居多。

唐代承袭汉代以降东进南北朝的饮茶文化,陆羽《茶经》的揭橥了唐代饮茶方式,也对茶学、茶事各方面深入探索与宣导,自此,为茶艺类茶道及风雅类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,加上在中国儒释道思想的文化影响下,中国茶道文化在唐代形成,唐代时期饮茶行为,显然已从物质需求提升到艺术文化领域。

二、宋代的茶文化

宋代,茶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、文化中日趋重要,茶叶产地逐渐扩大,由于宋辽互市,以茶换取粮货,也使宋代茶叶贸易有了发展。饮茶风尚更是盛行,茶叶已是老少咸宜的嗜好品了。宋代经济繁荣,宋代百姓的茶文化可说是在茶肆中孕育而成的。有“客至则啜茶,客去则啜汤”的习俗,客人上门时奉上一碗茶,离去时要送上一盏汤,所以如要遣走客人,便可送上汤明示,客人想离去时亦可索汤暗示。

宋代饮茶以团茶、片茶(末茶)为主,《宋史・食货志》记载:片茶蒸造,实卷,模中串之,惟建茶则既蒸而研,编竹为格,焙室中最为精洁。他处不能造。茶主要产地多以以东南、四川为主。御用茶、龙凤团茶以福建建安所产的最佳。此时期饮茶风气盛行于宫廷中,宋仁宗、宋神宗、宋徽宗皆是喜爱饮茶。宋徽宗先将茶蒸焙再研磨,将碾成粉状的茶末与沸水混和,再用竹帚回环搅拌成,调成沫饽丰富的茶汤,以提升茶的风味。日本人将此作法融入茶道,这个使用的竹帚称为茶筅,也即现今抹茶道使用的工具。所谓上有所好,下有所从,宋代饮茶时尚一时蔚然成风,宋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,皇帝曾经下诏北苑官焙,制造精品贡茶。宋徽宗对饮茶艺术有其独到见解,著有生产、制茶的《大观茶论》、对于烹制和品质各方面都有较详尽的论述,从而推动了茶宴之风行,使饮茶风俗更加迅速普及于常民。

宋代文人雅士流行“分茶”游戏,诗人李清照便是个中高手,所谓“分茶”又称“茶百戏”、“水丹青”或“戏汤”,具体操作的方式是;煮茶时,待茶汤上浮细末如乳,就用箸或匙搅动,使茶汤波纹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。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延续了唐代美学,并付诸实践。

宋代文人对茶的自然属性即有深入的体认,北宋文学家吴淑在《茶赋》中便提到:“夫其涤烦疗渴,换骨轻身,茶荈之利,其功若神。”足见宋人对饮茶的环境很讲究, 要求有楼台、谧室、明窗、曲江、松风竹月等。饮茶人也各有追求,清谈把卷之时,品茗赏饮,与茶品相融相得。饮酒要有酒伴, 品茗亦须茶伴, 酒逢知已,茶遇同趣,若有佳茗而共饮非其人,若是其人而未识真趣,也是扫兴。可见宋人强调品茗不仅注重环境,而且也慎选茶客。欧阳修在《尝新茶呈圣俞》中,也对品茶做了审美描述,他说:“泉甘器洁天色好,坐中拣择客亦嘉。新香嫩色如始造,不似来远从天涯,停匙侧盏是试水路,拭目向空看乳花。”品茶须要“茶新”、“水甘”、“器洁”、“天朗”、“客嘉”五美,这是讲究品茗意境的最佳组合。

宋代品茶还有“三不点”法则,对品茶环境有更具体的要求,也就是“泉水不甘不点茶”,“茶具不洁不点茶”,“客人不雅不点茶”。显然宋人点茶已相当讲究。宋代茶饮是以饼茶为主,“末茶点冲法”为饮用方式,需先将饼茶碾磨成末,再用“罗”筛过,呈细茶粉,茶粉放入茶盏中,以汤瓶点注沸水,并用茶筅(帚)将茶粉与沸水快速搅匀,汤成而后啜饮。

三、元代

元代可说是宋到明的过渡时期,因开放西北方茶市,饮茶风气逐渐遍及边疆少数民族,对茶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将“茶”推广到四大汗国领域,北达俄国,西抵波斯帝国及地中海以东的国家。新疆、西藏、蒙古等游牧民族,对茶也有相当的喜好程度,因饮食习惯喜食肉类,而“茶”有助消食,故将茶视为不可或缺的饮料。元代散曲中的茶礼、茶俗描写,多是沿袭唐宋茶文化而来,元代王祯《农书》云:“夫茶,灵草也。种之则利博,饮之则神清,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,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。诚生民日用之所资,国家课利之一助也。”

元代茶的生产基本上是沿袭宋制,茶叶加工方法有所改革,茶叶由紧压团茶改为条形散茶。散茶的制作方法有蒸青、炒青方式,都是唐代就有的工艺,大多是民间日常饮用。这应与元代统治者阶级的粗犷豪迈性格,使茶从唐宋时期讲究华丽雅致中,回归自然简朴原始,对中国饮茶风俗与习惯有了不同的思维,在茶文化的发展上可说是一个转折的阶段,一种通俗饮茶方式的发展。饮茶方式和文化也随之出现新气象,直接将散茶投入盏中冲泡饮用,这种冲泡方式不但制作工序简易,更能保留茶叶本质不被破坏,保留其清香味,这是中国饮茶史上的一大创举,但此时尚未普及。

元代外族统治中国不足百年,此时期饮茶,主要是因饮食习惯喜食肉、奶制品茶用来调节生理需求,文化精神层面较少,游牧民族粗旷豪放性格,对于繁琐的茶道不感兴趣,故无产生茶学专书,虽无茶事专书,但在散曲里常提到茶具,皆表现出与元代茶文化相结合的气息,从许多元曲中可看到有关茶文化十分丰富的内容,主要多是体现游牧民族奔放自由的文化气息。对于不热衷仕途或无缘为官宦的文人雅士来说,茶不仅带给人们生理上的享受,更是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。元代可说是中国饮茶风俗发展的重要时期,不仅改变国人的饮食结构,让蒙古统治者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,对社会经济来说,有了新产业,对汉人的精神生活来说,文学、艺术、宗教、礼俗,也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。

四、明清代

明代历经唐、宋、元的孕育,在艺术与形式已到达高水平。明清文人注重怡情养性,以闲赏安乐为主,悦心养性、好古敏求、茶人对品茗意境审美涵养,较之唐宋更为讲究,有所谓“独啜曰幽,二客曰胜,三四曰趣,五六曰泛,七八曰施。”意思是说独自品茶可以体会茶的神韵,二人对饮可进入茶的优美情境,三四人品茶可领会

饮茶的乐趣,五六人饮茶,情趣便大打折扣,泛泛而罢了,七八个人只能算是一起喝茶,算是施舍茶水罢了,对讲求情趣的明代人而言,品茶是不宜多人的,人多必然喧闹,品茶的雅趣也会消失殆尽。唐代卢仝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中云:“柴门反关无俗客,纱帽笼头自煎吃。碧云引风吹不断,白花浮光凝碗面。”文中刻画出文人的“独品得神”高远境界。在狭小的破柴屋中,尽管贫苦仍能保有高尚情怀。人们喜欢喝茶,重视的是追求精神感官的享受,藉以陶冶性情,这种文化的传承,至今更多人把饮茶当作一种修养生息的生活方式。

明、清时期的茶文化,因受到制茶方式的改变,品茗的仪式及茶器具形制需求相对有所变动,除了延续唐宋点茶、斗茶的趣味性之外,更强调茶叶的本质、茶的原始香气,追求的是茶饮的清明之气,相对于茶道精神,在品茗乐趣中,更为提升人格涵养。明代紫砂茶具因饮茶方式采瀹泡法后,更加受到嗜茶者喜爱,带动茶具的推陈出

新,其形制和素材,为迎合当时社会所追求的色泽淡雅、朴拙、自然、温润、雅致的优美小品之需要,紫砂壶艺术成为时代的产物。时代的审美情趣影响其造型及纹饰,紫砂壶的发展和演变,由粗趋简、由简趋繁,进而追求反璞归真,可见明代茶饮丰硕的文化写照。因小壶渐呈瀹泡方式,有别于唐宋的盏碗,因而发展出更多不同风潮的茶饮形式、美学。明陈洪绶《隐居十六观之十二谱泉》图中隐士手执白瓷高足杯品茗,旁备煮水单柄壶及三足茶炉,以大型宜兴茶壶冲泡品茗,正印证明代人所谓一人品茶得神的意境,茶人、茶事、茶客形成茶道关系,自酌品茗时,主人自己也是茶客,语默动静之际,与自己内心对话,进行人与茶的清明开展。庄子曾说: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,一个人孤独的与天地精神对话,李白在《月下独白》也说: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;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由此可见明人是懂得独酌品茗情趣的。

以茶入画是明代文人在茶文化艺术中的一大特色,尤其以吴门四家是明代茶画中最具代表性,画作多以茶事活动为题材,追求品茗意境,文人雅士在茶画中留下了珍贵的茶事活动。明代罗凛在《茶解‧煮茶》中如此写道:“山堂夜坐,汲泉煮茗。至水火相战,听松涛倾泻入杯,云光灩潋,此时幽趣,未易与俗人言。”夜坐、煮茗、听涛、云光潋滟,更道出了明代文人清新脱俗,闲来一杯茶的悠然雅趣。

明代的礼俗文化中,“茶”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,茶性不可移和种茶必下籽引出了“茶礼”,许多少数民族或汉族,有“以茶为聘”的礼俗,婚丧喜庆都也都少不了茶,古人认为茶树不可移植,所以结婚以茶为礼,寓意坚贞,称之“下茶”。明许次纾《茶疏》曰:茶不移本,植必子生,古人结婚,必以茶为礼,取其不移植子之意也。今人犹其名礼曰下茶。南中夷人订亲,必不可无,但有多寡,礼失而求诸野,今求之夷矣。茶树只能以种子栽种,无法嫁接移栽,一旦移植就会枯死,婚姻是要求忠贞不渝以及婚后多子多孙,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思想,取其不移置子之意,明代郎英在《七修类稿》中写道:重茶下子,不可移植,移植则不复生也,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。又聘以茶为礼者,见其“从一”之义。

明代皇室更以焚茶来祭祀祖先,民间香案上,也有供俸茶壶的习俗。明代朱元璋时期便有茶专门祭祀的记载,明徐献忠《吴兴掌故集》中记载:我朝太祖皇帝喜顾渚茶,今订制,岁贡止三十二斤,清明年(前)二日,县官亲诣采造,进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。明代迁都北京后,宜兴和长兴每年都要向北京进贡茶叶,于清明前两天,需进贡二、三十斤茶叶至南京,在清明节当天供奉先殿祭祀时焚化。

明代中期,瓷茶壶与紫砂壶崛起,茶杯的色泽不再是茶人唯一取向,更转向茶壶的追求。入清以后,陶瓷茶具在康熙、雍正、和乾隆三朝备受爱好,而有了辉煌的发展年代,所谓“景瓷宜陶”,就是说当时景德镇的瓷器与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器为最佳茶器具,完全改变过去以金银茶具为贵的观点。江苏宜兴一代用五色陶土烧制紫砂茶具,更创新加入斗彩、印花、雕花等元素融入茶器中。清人郑燮亲自在一把紫砂提梁壶上题道:嘴尖肚大耳偏高,才免饥寒便自豪,量小不堪容大物,两三吋水起波涛。 73 当时许多文人雅士莫不以诗句来咏茶器。清代,饮茶风气盛况空前,送礼、交际、庆典、养生都离不开茶,茶在人们生活早已占有重要地位。晚清时期,茶叶所扮演的角色,不仅是行走世界的通行证,更是全球化贸易最贯彻的物质。茶运与国运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连性,当时中国可说是借由茶叶贸易兴盛而起的。此时中国茶饮不但遍及欧洲,更传到美洲新大陆。清代政治因处于封建末期,茶饮习俗具有传承文化发扬历史的特质,更兼具时代性。清代茶文化发展最具代表性的,是其茶叶冲泡方式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,由于品饮方式不断创新,新颖的茶具也陆续涌现,加上茶馆林立作为平民活动的场所,饮茶风气也从贵族和文人普及到常民,品茶摆脱了贵族气息与书卷气,真正踏入常民文化之中。

前面稍微提到品茶方式的不同,下面具体来展开介绍。《茶解・品》中说“茶须徐啜,若一吸而尽,连进数杯,全不辨味,何异佣作。”要辨别茶滋味须慢慢品啜,而不是一饮而尽,那便失去品茶的意义。明人陆树声在《茶寮记》中煎茶七类提到:煎茶非漫浪,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。故其法每传于高流隐逸,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者。品茶本是一种意境,只有茶品、人品相得益彰,才能达到茶人合一的境界。品茶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节奏步调放慢,体现出优雅闲适的生活,品的是心静、是人生,由一杯茶汤中观察叶的沉浮,沉时坦然、浮时淡然,浅酌慢品,喝茶的人内心是内敛低调的,越喝越清明,水是沸的心却是静的。苏轼《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》中用“佳人”喻“佳茗”,茶性与人品相互呼应、互相彰显,茶人所追求的,与陆羽所强调的精行俭德风范不言而喻。当茶的元素融入了文化、艺术,表达了情感、精神,进入更深的境界,品茶就成了一种生活艺术,我们还是依次来看各个朝代的情况:

一、 唐人烹茶与煎茶

煮茶法历史源远流长,源自于茶的食用与药用,古代茶的食用以鲜叶或干叶煮成羹汤而饮,通常加盐调味,或是药用以鲜叶或干叶,加入姜、桂枝、橘皮等熬煮,汉代王褒《僮约》中的《烹荼尽具》、《武阳买茶》的记载,可说明当时是以煮茶法饮用。唐代茶叶有粗茶、散茶、末茶、饼茶四种。陆羽称没有经过精细加工的茶叶饮法是为“淹茶”。而他所提倡的“煎茶”用的是饼茶,饼茶须经炙、碾、罗三道工序,将茶饼加工成细末状的颗粒茶末,再进行煎茶,加工精细,饮法考究,其中提到必浑而烹之,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。意指这种宛若喝药汤的煮茶方式已遭偋弃,改成“细煎慢饮”的方式,目的是使品茗者能从煎到饮的过程中,达到澄心静虑畅心怡情的境界。

西晋代杜育《荈赋》中有段写道:“水则岷方之注,挹彼清流。”岷江位于中国四川中部是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,故推测煮茶法应属巴蜀之人,时间应于西汉末年以后。陆羽“茶经”中引用 《荈赋》中“焕如积雪,晔若春敷”描述茶煎成时的状态,可见陆羽式煎茶是萌芽于西晋。唐代以前无煮茶专用器具,茶器与食器往往混用,煮茶器具主要有锅、釜、鼎之类。直到唐代以后才有了釜、鍑、铛、铫、风炉、壶、罐、盏、瓢、杓等煮茶专用器具,茶器以青瓷为上。

二、宋人点茶与斗茶

宋人饮茶可说是“饮不厌精,器不厌细”。宋代的点茶流程比唐代煎茶方式更加复杂,包括:炙茶、碾罗、候汤、熁盏、点茶、击拂等有一套程序,饮茶习惯由烹煮改为点注,改用敞口小足、胎壁厚实的茶盏饮用,茶汤色泽为白色。宋代有斗茶,那是具备艺术性、竞技性、娱乐性的评茶活动,它讲究茶质要佳、茶色贵白,茶香贵真、茶味贵甘、茶盏宜黑、泉水宜净宜洁,每道技艺工序都富有艺术的韵味。

蔡襄对于“点茶”之法明确地表示:茶少汤多,则云脚散;汤少茶多,则粥面聚。钞茶一钱七,先注汤调令极匀,又添注入,环回击拂,汤上盏可四分则止。视其面色鲜白,著盏无水痕为绝佳。说的是茶叶与茶汤要适宜,点泡出来的茶汤沫饽才会均匀。点泡时茶末要调匀,添加沸水,环回击拂,沫饽才会出现鲜白色,浮出的泡沫,贴近茶盏时,要没有水痕才是出色的点泡。而斗茶就是点泡比赛,以水痕先者为负,耐久者为胜。因崇尚这种击浮起末的饮茶方式,选用的茶盌也就与唐代青瓷不同,而是以建安的黑瓷为上品。宋徽宗在《大观茶论》中也推崇建州窑的兔毫盏,其中便明确指出:盏色贵青黑,玉毫条达者为上,取其焕发茶采色也。

点茶法可说是古代茶艺的代表,是两宋饮茶的主流形式,曾传播到日本、韩国,日本的抹茶道是宋代煎茶道演进而来,也影响着韩国的茶礼。点茶法源于煎茶法,可说是煎茶法的改革,当代老茶人周渝认为北宋末茶,和日本抹茶道是两个概念,北宋喝法喝的是精华,不要渣滓,日本却要喝渣滓,陆羽讲沫饽是好东西,茶末磨得越细,沫越多,茶越优。周渝在《听周渝说老茶》文中解释并示范点茶说:茶瓶入水要宽,出水嘴要窄,冲力才强劲。点茶过程中手轻筅重,像弹钢琴,指绕腕旋,上下透彻是说打茶汤,疏星皎月,灿然而生,常注常止表里动彻。煎茶法是以鍑、或铛、或铫,待水二沸时下茶末,三沸时煎茶便完成,然后以瓢舀至碗中品茗,是以沸水入茶,点茶法是以沸水点茶,由于水温较低,茶末需较细,中国饮茶向来注重品茶技艺,但最讲究于品茶的则非宋代莫属了,宋代品茶之风大盛,将晚唐的斗茶之风推到极致,因此斗茶也称茗战。

宋苏轼在《试院煎茶》歌中写到,蟹眼过后鱼眼生,飕飕欲作松风鸣,蒙茸出磨细珠落,眩转绕瓯飞雪轻,银瓶泻汤夸第二,未识古人煎水意。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,贵从活火发新泉。道出茶饮与潇洒、闲适的生活态度。宋《延福宫曲宴记》详细纪录一场君臣茶事,癸巳日宋徽宗宴请亲王进臣,在延福宫以建安的北院团茶,亲自表演注汤、分茶的技巧。所谓分茶是在点茶过程中,运用注水、茶筅及击拂的技巧,使茶汤表面呈现似文字、似星月、似云朵、似花卉、似飞鸟的图像。宋代点茶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,据说宋徽宗是点茶高手,根据目前史料考证,唯有分茶能够用茶和水做为原料,在茶中形成文字与图像,给人赏心悦目的感受,极具欣赏和表现张力,有别于一般茶艺表演,分茶可说是当代独树一格的文化遗产。分茶是一种技艺,用沸水冲茶乳幻化成图形或文字,即是分茶。宋代陆树声《茶寮记》中《茶百戏》:茶至唐始盛,近世有下汤运七,别施妙绝,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,禽兽虫鱼花草之属,纤巧如画,但须臾即就散灭,此茶之变也,时人谓茶百戏。

宋代品茗以点茶方式行之,是一种精致的品茗方式,传世的诗词字画,留下供今人品味玩赏的宋代吃茶法极具玩味想像。以茶会友的礼俗,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使宾主之间的交流更加融洽和乐。

三、 元人叶茶瀹泡——折衷过度的饮茶方式

元人饮茶,历经唐、宋两代高峰,斗茶之风至元代式微,当时兴起叶茶瀹泡的饮茶方式,这种饮茶方式更快速、简洁,因此瓷壶在元代大量出现,盏托、盖碗、茶叶罐、小瓷杯等茶器具的形制逐渐完备。元代可说是饮茶文化的过渡折衷期,虽然历时短暂,但在饮茶史上,也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。元代制茶逐渐发展为散茶、末茶为主。元代王桢在《农书・卷十・百谷谱》中,具体记载了元代蒸青散茶的制作工序,书中写道:采讫,以甑微蒸,生熟得所。蒸,用筐箔薄摊,乘湿揉之,入焙,匀布,火焙令干,勿使焦,编竹为焙,裹蒻覆之,以收火气。这种蒸青散叶的制造工艺,和现代的蒸青绿茶工艺相似。唐、宋时期人们饮茶时加入葱、姜、盐等混煮的习惯,在元代逐渐被人们舍弃,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简单的清饮方式。

元代忽思慧(生卒年不详)编撰一部宫廷饮食专书《饮膳正要》,书中可见各种花样的加味茶,如枸杞茶,是以茶末加入枸杞入酥油搅拌调匀;玉磨茶,则以上等紫笋茶五十斤筛筒洗净,苏门炒米五十斤筛筒洗净,入玉磨内一同搅拌和匀,磨之成茶,这是元代宫廷的一种高级酥油茶;另有一种将茶末加入酥油搅拌,以沸水冲泡,称酥签茶。这类饮茶方式,在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统治过的北方地区流传至今。元代宫廷中盛行奶茶,《饮膳正要》中记载:以牛奶和武夷御茶或湖州贡茶一 同炒成的佐料茶,类似今日的奶茶。蒙古草原人的奶茶以砖茶(团茶)做原料,先将团茶用刀解块,放入石臼中捣碎,以文火在锅中熬煮,到一定程度再放入鲜奶和少量的盐调味,便可舀至碗中饮用。

由宋入元,因团饼茶的制作工序成本太高,其加工过程中违背了自然属性,破坏茶质本身的营养价值,因此团饼茶开始式微。宋代北苑团茶是送皇室的贡茶,制作工艺较唐代更加精细得多,从采摘、蒸茶、榨茶、研茶、到制茶、烘焙、工序繁复,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大榨小榨将茶汁榨干,实违背了茶叶的自然属性。

另一种通俗饮茶方式,是以散茶冲泡。散茶的制作有蒸青、炒青的工序,是唐代就有的工艺,做为民间日常饮用。元代茶具总体来说并无新的发展,可说是茶器文化发展史的停滞期。当时也有采用点茶法饮用的,更多的是使用沸水直接冲泡。这种直接将散茶以沸水冲泡的方法,渐渐地取代了以饼茶研磨饮用的点茶法和煎茶法。也因此唐宋流行的茶具不再盛行,新的茶具青花瓷跟着出现。

元代在游牧征战的世代中,品茗折衷前人经验,兼容并蓄。由于蒙古人的征服统治,元代饮茶文化较无具体出色的形式,史上称为过渡时期,可说是末茶、叶茶兼而有之的年代。元代末茶的茶器大多沿袭宋代,因文献、实物资料均不足以论证饮茶方式,故一般鲜少论及。然元代历史虽短,有关茶的文献亦不足,做为宋代到明代的过渡期,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。由于蒙古人统治中国 , 当时北方人饮茶多出于地理环境和生理需求,文化上对于品茶煮茗之事兴致不大,加上汉人面对家国破碎、异族入侵,亦无心风雅茶事,仅只是通过饮茶表现自己高风亮节的情怀,然而这两股迥异的思维相互碰撞,却促使了饮茶风尚走向简约、日常、反璞归真的方向。原本对茶只是生理物质需求的蒙古人,入主中原后逐渐接受茶文化的薰陶,蒙古贵族开始崇尚饮茶,也促进了茶业的生产。元代开始出现散茶,其中饼茶主要为皇室宫廷所用,民间多以散茶为主,就此元人的饮茶方式改变了,斗茶之风式微。跟着另一种新的饮茶方式—叶茶瀹泡法出现,由于这种饮茶方式更为简洁便利,易于接受,对于明、清两代饮茶文化有着深大的影响。

四、明代瀹泡散茶——撮泡与壶泡

元代散茶兴起之后,其瀹泡叶茶的简洁便利方法,直接影响了明、清两代,明代饮茶方式。明代宫廷甚至罢黜龙团改喝散茶。明太祖朱元璋下诏改革,“罢造龙团”,改以芽茶入贡,民间从此便以制造散茶为主,这对芽茶制作工艺的精进,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。此时明代的饮茶风尚有了划时代的变革。明代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详细记载了明代散茶的制造过程,其炒青方法,不仅使茶色如翡翠般气味清新宜人,更保留了茶叶的自然特性,也省略的唐宋以来制作饼茶的繁琐工序。明代人尝到了如此天然纯粹的茶香,对饼茶饮法颇不以为然,散茶自然而然地取而代之,自此茶叶的加工方法益加简化,品饮的方式也逐渐精简。现今受大家所喜爱的铁观音、龙井、岩茶等,就是这个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。此时宋、元的斗茶之风也逐渐衰退,制作工序繁琐的团茶被散茶所取代。饮茶方式从唐的煮茶宋的点茶一路发展下来,至此已改为沸水瀹泡的简易冲泡方式。

明代因罢废团茶改变了人们的饮用方式,如今叶茶瀹泡已成为人们饮茶的主流,明人田艺蘅在《煮泉小品》中即谈到:“芽茶以火作者为次,生晒者为上,亦更近自然。且断烟火气耳。况作人手器不洁,火侯失宜,皆能损其香也。生晒茶瀹之瓯中,则枪旗舒畅,青翠鲜明,方为可爱”说明生晒芽茶在茶瓯中冲泡,可使芽叶舒展、青翠鲜明。这种以茶叶置入茶瓯、以沸水冲泡的方式,称为“撮泡法”,另一种将茶叶放入茶壶内以沸水冲泡称为“壶泡法”,二者皆以沸水瀹泡。壶泡应始于明代万历年间宜兴紫砂壶的兴起,紫砂壶的形制、砂质特性带动了明代的壶泡茶饮方式。这是明清以来主导性的饮茶方法,延续至今蓬勃依然不减当年。

五、清代——功夫茶饮

明末清初中国潮、汕一带,掀起了另一不同品饮方式“功夫茶”,品饮多为瀹泡方式、使用器皿十分讲究,潮汕炉(烧水炭炉)、玉书煨(烧水壶)、孟臣壶(泡茶壶)、若琛杯(品饮杯)号称茶室四宝。吴骞在《桃溪客话》中写道:“阳羡名壶,自明季始盛,上者与金玉同价。”功夫茶讲求茶具器皿的精致、以及冲泡流程的仪轨,加上闲适雅致的泡茶态度。有清一代随着福建茶业的移植,福建、潮州的移民,连带地将当地流行的“功夫茶”及“功夫四宝”引入台湾及其他东南亚华人地区,从此功夫茶饮离开原乡,在各地开枝散叶。

清代品茗风俗基本上与明代相似,茶器如“功夫茶饮”的紫砂壶、若琛杯等,基本上是明代的延续发展,茶叶主要来自于沿海的福州、漳州、泉州一带。品茗讲究茶叶及杯、壶等茶器,承袭了闽南地区的传统风俗。

清代文人雅士品茶玩壶,讲究泡茶技巧,追求品茗意境和情趣,《潮嘉风月记》中说道:功夫茶需用细炭,初沸时,连壶带碗泼浇,斟而细呷之,其茶汤气味芳烈,较嚼梅花更为清绝。同时也提到:壶小香不涣散,味不耽搁,泼茶需用小壶为宜。因为小壶密合度高,茶香聚全,壶小搭配的瓯也不宜过大,避免香味涣散。对应传统功夫茶小壶,功夫茶也讲究薄瓷小杯,翁辉东在《潮州茶经・功夫茶》中说:“精美小杯,径不及寸,建窑白瓷制者,质薄如纸,色洁如玉,盖不薄则不能起香,不洁则不能衬色。”内壁素净如牙白色的小瓷杯,可将茶汤色泽衬托的更清亮,薄瓷能益使茶的香气更加清扬。清代文人如此爱壶,追逐功夫茶饮,倒也造成“景瓷宜陶”大风潮,景瓷宜陶分别来自江苏省的宜兴紫砂壶,以及江西省景德镇的瓷器,蔚为当时品茗必备用器。清时紫砂茶壶为何风靡品茗爱好者,在《阳羡砂壶图考》序言中如此写到:

茗壶为日常必须之品 ,阳羡砂制,端宜瀹茗,无铜锡之败味,无金银之奢靡,而善蕴茗香,适于实用,一也。名工代出,探古所奇…匠心独运,韵致怡人,几案陈之,令人意远,二也。历代文人或撰壶铭,或书款识…,每出匠工之手,向鲜文翰可观,乏斯雅趣,三也。

阳羡紫砂壶实用而不败味、且韵致怡人、又富雅趣,有此三大特性,可见紫砂壶何以从明至今始终持盛不衰。紫砂壶受到人们的珍视喜爱,就在于它具有与散茶相融的物理特性,不但实用且富于文人喜爱的韵致和雅趣。

说到这里,不得不提到饮茶方式的演变也同样带来了茶具的变迁。唐代茶汤以色绿为佳,故推崇越州窑的青色茶器,茶碗与茶汤彼此衬托,相得益彰,越州青瓷碗有侈口、斜壁、浅底等形制,实用重于奢华,乃品赏茶饮之上品。陆羽对茶器的品鉴,主在于是否适宜品茗,映照茶汤的色泽美感是否应衬,着眼的是饮茶的整体美感,包括茶汤的口感与茶具的色调,味觉与视觉的审美统一。

文献上对于越窑的记载是:像玉器般瓷色温润类冰,且釉色青绿,能衬出碧绿的茶汤,像大自然般,有如“千峰翠色”。陆羽《茶经》云:碗,越州上,鼎洲次,婺州次;岳州次,寿州、洪州次。或者以邢州次,越州上,殊为不然。若邢瓷类银,越瓷类玉,邢不如越一也;若邢瓷类雪,则越瓷类冰,邢不如越二也;邢瓷白而茶色丹,越瓷青而茶色碧,邢不如越三也。陆羽对茶具的审美要求在唐代受到肯定与推崇,陆龟蒙在《秘色越器》一诗就说:“九秋风露越窑开,夺得千峰翠色来。”陆羽认为茶器以青瓷为最,青瓷多为青绿色系,天青为上,是为茶色之美而设,越瓷类冰、类玉,在古代温玉冰清象征君子的操守,“越瓷青而茶色碧”强调越瓷对茶色的益衬效果。日本“茶汤之祖”村田珠光也特别喜爱这种青瓷茶具,迳称之为“珠光青瓷”。

唐代所尚的烹茶方式是碾末烹煮,茶具主要是瓷壶和瓷碗,茶汤呈淡红色,盛于青瓷茶盌中,相映反衬而成高雅之趣。相对于今日用于品评茶叶优劣的茶碗都采纯白,或许是品鉴的需求,毕竟白瓷是最能呈现茶汤本色的,也或许是因制茶工序的不同,所以呈现不同色泽的茶汤。从《茶经》中得知,唐代制作茶饼技术、存放条件、研磨过程,烹煮茶末的方式,茶汤颜色不可能像今日我们所看到保持青绿的茶汤颜色,而是呈现淡红色,从陆羽说的“邢瓷白而茶色丹”,可见唐代的茶烹煮出来的茶汤颜色是丹红色的。陆羽还说:“越州瓷,越瓷皆青,青则益茶”瓷碗只要是青色的,对于茶汤的颜色都是加分的,这就合乎视觉美感与味觉的统一。陆龟蒙在《茶瓯》诗中也说道:“岂如圭璧姿,又有烟岚色,光参筠席上,韵雅金罍侧”,圭璧姿说的是圆形越窑碗;烟岚色说的是碗上的青色釉,有如烟岚一般的朦胧美,光参是说碗壁很薄,可透光,碗壁弹之锵锵有清脆声。表现出唐代对色泽如玉的青色十分喜好。

唐代诗人陆龟蒙在《甫里先生传》的自传中述及家藏数万卷,官不就任,有田百亩,以尧舜为圣人,勉己勤,更有茶书。因此,他被这般形容,曰:此人,视茶荈,置小园鱼顾渚山下,岁入茶租十许,以为围瓯牺之费。因为喜爱喝茶,以茶租折抵茶水费。蔡襄《茶录》论“茶盏”也谈到: 茶色白,宜黑盏。建安所造者绀黑,纹如兔毫。其坯微厚,熁之,久热难冷, 最为要用。出他处者,或薄或色紫,皆不及也。其青白盏,斗试家自不用。说的是白色的茶汤沫饽,宜用黑盏来相映为佳。建安地区黑盏能衬出茶色白之美,其坯体厚实,熁之,久热难冷,对茶有保温作用。在形制上,建安茶盏多是弇(歛)口式,底小腹身微宽,斗茶时易搅拌,兼具实用与器用的美感。

宋人识茶且善煮茗,提出“瀹茗之乐”,当茶击拂时所生白色汤花,碗面呈现乳花泡沫,以黑盏形成白黑两色对比的衬色。此时青白盏虽不为斗茶行家所用,却是普遍生产,是当时品茗流行用器,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的盏托,是典型的茶器。点茶耗费时间较久,所以需要厚实的茶盌,方有保温的效果。唐代视为上品的青瓷、白瓷,于此便不合时宜了。宋代多要求单纯之美,用墨作画,瓷器造形简洁、流畅,瓷器一般多采单色釉,器皿淡雅、内敛,宋代瓷器—“汝”、“钧”“官”、“哥”、“定”窑,其温润色泽,可说是将极简美学发挥到极致。

元代的茶具和宋代基本差异不大,茶壶制作有些微变化,宋代茶壶的壶嘴多在肩部,元朝时大都在腹部,这是元代茶壶与历代茶壶最大的区别。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倒有明显的发展,可说是异峯突起。景德镇瓷器宋代时已展露头角,自元代青花瓷器出现之后,因其青花淡雅滋润,不仅受到国人珍爱,还外销海外,盛名于世。元代青花瓷开始加入了钴料烧制,青花茶具就此从元代末年发展开来,茶具中盏托、盖碗、杯具、茶叶罐的形制,也逐渐完备。

唐代煮茶重视“茶碗”,以青瓷茶碗为上品;宋代“点茶、斗茶”风气盛行,讲究的是茶碗颜色与茶汤颜色的对比,重视茶盏。明清以后因朱元璋罢废团茶,改变了饮茶方式,自此民间流行以直接冲泡“散茶”的方式品饮茶汤,各类茶器如紫砂壶与瓷壶的发展逐渐蓬勃。

自从以壶泡茶的瀹泡方式兴于明代中晚期之后,由于瀹泡散茶既简易且能得茶之真味,茶器主要来自紫砂壶、瓷壶、与茶盏,从此茶壶制作逐渐兴盛,宜兴紫砂壶也跟着发展开来。明代中晚期后,紫砂因其“宜茶性”受到文人墨客及士大夫一致的肯定与推崇,终于超越瓷壶成为茶事要角。明人对紫砂壶的崇尚,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,视紫砂名壶为至宝,往往贵逾金玉。明人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》中提到:

茶至明代,不复碾屑和香药、制团饼,已远过古人。近百年中,壶黜银锡及闽豫瓷,而尚宜兴陶。此又远过前人处也。陶曷取诸、取其制,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。…至名手所作,一壶重不数两,价每一二十金,能使土与黄金争价。世日趋华,抑足感矣。

晚明文震亨《长物志》里提到:茶壶以砂为上,盖既无土气,又无熟汤气。锡壶有赵良壁者亦佳。嘉禾黄锡,价皆最高。紫砂壶泡茶之佳,在于能尽得茶之色香味,因此紫砂壶在明清时期受到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一致推崇,一方面是由于紫砂壶造形美观,风格多样,独树一帜,另一方面是实用性强,紫砂陶烧成后具有双重气孔结构,有极佳的气孔透气性及吸水性高,茶叶在紫砂壶中泡上数日,亦无馊腐之虑,煮茶、泡茶、饮茶,要求器皿急冷急热的性能要好,紫砂壶具备了这些要件。李渔《闲情偶记》也说:茗注莫妙于砂,壶之精者,又莫过于阳羡。

明代万历年间,宜兴紫砂壶的兴起,带动了明代的壶泡法。壶泡法是明清以来主导性的饮茶方法,因叶茶以瀹泡方式饮用,不须研磨击碎,末茶器物自然淘汰,明代宜兴紫砂、朱泥茶壶成为茶器新贵,品茗者更加讲究器物与茶品的关系,认为茶壶大小、好坏,明显影响茶汤之优劣。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提及“壶以砂者为上”,日后被明人视为茶器文化圭臬,同时也更加定型瀹饮方式的风潮。绀黑建盏黜退,以当时瓷盏取而代之,且尚小贵白,与宜样砂器一道进入嗜茶人士的书斋,成为清供之雅品。

《红楼梦》四十一回“贾宝玉品茶拢翠庵”,叙述了宝玉、黛玉到拢翠庵品茶情节,妙玉亲手泡茶待客。泡的是老君眉,煮的是陈年梅花雪水,盛器是古代珍玩,如此冲泡出的茶汤自然是醇厚可口,赏心悦目,妙玉在饮茶过程中说;“喝茶,一杯是品,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,三杯便是驴饮了。”意思是说喝茶时要在“品”字下功夫,要细细品啜,徐徐体察。通过观形、察色、闻香、尝滋味,使饮者在色、香、味、形的情境氛围中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与陶冶。品茶可说是人们运用审美的概念,对茶叶进行鉴评与欣赏,是一种高洁清雅风尚的体现,也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追求。“水为茶之母,器为茶之父”,一杯上好的香茗,需要做到茶、水、火、器四者相配,缺一不可。

《楞严经》中有段对“水大”的描写,曰:水性不定,流息无恒,如执珠盘,对月出水。其性融通,遍周法界,故名为大。 124 水能将茶的最大价值展现出来,好的水与茶在恰当的状态下融合,释放茶的最佳状态,使品饮著感到六根满足、身心愉悦,即所谓水清则茶灵。

苏轼对烹茶亦十分精到,他认为好茶必须配一好水,所谓“精品厌凡泉”,诗《汲江煎茶》中有一佳句:活水还需活水烹,自临钓石取深情,大瓢贮月归春瓮,小杓分江入夜瓶,雪乳已翻煎处脚,松风忽作泻时声,枯肠为易禁三碗,坐听山城长短更。由诗中的内容及所用器物,应是点茶,而非题目所写的煎茶,这首诗是苏轼谪居海

南儋州时所作,诗人烹茶的水,是汲取江中深又清的活水,古人烹茶极为讲究,诗中水须是有源头、流动的活水,如此才能诱发茶的香气;有火焰的炭火即活火煮水,才不会有烟熏味;要很清、很深的钓石旁;还必须亲自去汲取的水,苏轼深谙煎茶饮茶之道,善感体悟的人格特质,绘影绘声将汲水与分江水情景写的细腻生动,通过细节的描写,实写茶事,虚写心境,将被贬后谪居异乡的心境,表露无遗。

清代张大复在《梅花草堂笔谈》中也提到:茶性必发于水,八分之茶,遇水十分,茶亦十分矣,八分之水,试茶十分,茶只八分耳,贫人不易致茶,尤难得也。水是茶的色、香、味的载体,茶中的物质表现必须是通过水来实现,可见水直接影响茶汤的品质。明代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也提及:精茗蕴香,借水而发,无水不可与论茶也,古人品水,以金山中泠为第一泉,第二或曰庐山康王谷。古今茗家对于泡茶之水都相当重视,如水源、存水、水清等诸多考虑。

据说宋人王安石一生爱茶,精于验水、品水,晚年患了“痰火之症”,大夫告诉他必得阳羡茶来治愈,并须以以长江三峡中的瞿塘中峡之水烹煮,如此阳羡茶才有效益,于是请托了苏东坡,嘱其途经瞿塘峡之时,代为汲水一瓮,不料苏轼竟忘了此事,下山之后方才想起,便于下峡处汲水取代,王安石饮过茶汤,立即指出汤水来源并非瞿塘中峡之水,因上峡水急,味过浓,下峡水缓,味过淡,唯有中峡水流缓急相间,浓淡得宜,烹煮阳羡茶方显茶性,苏东坡听后不禁大惊失色,既感到惭愧,也更加佩服王安石的品水功力。

茶的疗效可以上溯到神农氏尝百草,遇毒而解之。之后有达摩面壁修行的故事,达摩采摘茶树的叶子煎饮,以维持脑清目明,助其完成九年禅定。《隋史》杂志记载:

茗饮愈脑疾,隋文帝微时,梦神易其脑骨。自尔脑痛,忽遇一僧曰,山中有茗,煮而饮之当愈,帝服之有效,由是天下竞采而饮之。《梦余录》中有一段叙述:

唐大中年间,三都进一僧,年一百三十岁。唐宣宗召见,问僧人是服用了什么仙丹妙药,僧人回答:“我只是喜爱喝茶,每饮用至少百碗,少犹四五十碗。宣宗听后大惊,便赐僧人蜀茶百斤。”

清朝历代帝王喜爱饮茶,因此对贡茶相当重视,在“国不可一日无君,君不可一日无茶”的概念下,清代宫廷茶饮对中国茶文化有深远的影响。历来地方官员每每竭力栽植培育新品种,精进制茶工艺,迎合宫廷需求,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贡茶体系,推动中国茶叶的进步,也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,形成今日的大产茶区。如洞庭碧

螺春茶,西湖龙井茶,君山毛尖等。其中碧螺春更传为康熙御赐茶名的贡茶。因此清代宫廷茶饮,也是中国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。清人多饮散茶,清代饮茶与明代大多相似,虽然江南一代品质较高的茶品,绝大部分需进贡朝廷,但民间饮茶和宫廷茶饮差异不大。

清代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期,由于国势强盛、国库充盈,促使了景德镇官窑的繁荣发展,许多精致茶器应运而生,盛世三代茶具的造形、色釉、胎釉,其精致度可谓历史新高,造就清三代茶风之盛,实与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三位皇帝喜欢品茗有着绝对的影响。

受到清皇室爱茶的激励,御制茶器乍现光华,皇帝御用的茶器至今留存。由于天子爱茶,留下歌咏品茶的诗句,与民间文人雅士品茶情境各富趣味,也开展了日后的功夫茶席。清代宫廷有不少宜兴紫砂胎珐瑯彩茶壶、茶钟、盖碗,等御用茶器。康熙皇帝使用的茶壶、茶碗几乎皆施以珐瑯彩,主要采用景德镇烧制的素白瓷为胎,为达铜胎画珐瑯的施彩效果,以里壁施釉,外壁无釉的反瓷为胎,在胎的外壁施珐瑯彩料,之后入窑烘烧成反瓷,再送至宫廷画师处加上珐瑯彩绘,二次低温烘烧而成。宜兴茶壶及茶叶罐的形制,也对清代宫廷使用的茶器影响极大。

唐宋时期的茶盏,延续创制出清代品茗用器新宠“盖碗”又名“盖盅”,今称“盖杯”。当时颇受宫廷、皇室所钟爱。此茶碗一式三件,下有托,中有碗,上置盖,有三才碗之称,有天盖之、地载之、人育之意涵。道家茶人品茶食,将有托盘的茶杯称“三才杯”,托盘谓地,杯盖谓天,杯子谓人。意思是天大、地大、人更大。以杯子、杯盖、托盘一起端起来品茗,称为“三才合一”。台湾早期制造的盖碗,多半是印有“万寿无疆”的样式,瓷胎略厚,与日本制的盖碗样式微有不同。

茶的奥妙是它融合了古人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五行的概念,茶—是茶树的嫩芽制作而成,生长于土木之中,沉寂于金火,终而复活于水中。明代许次纾《茶疏》中说;茶滋于水,水籍乎器,谒成于火,四者相须,缺一则废。这段论述充分阐明了茶、水、器、火四个要素的辨証关系,水让茶有了温度,茶让器皿有了生命。茶藉水而发,无水不足以论茶事。资深茶人沈武铭以心法传递茶道,认为泡茶时心如果能像水一样柔软,心的柔软可影响沸水的锐利,将沸水释放茶质的优点留下,而缓和了高温对稚嫩茶叶的伤害,这是茶人修为的力量通过心的作用,达到了完美的结果,也造就了文人的品茶审美情味。

中国人饮茶,有喝茶和品茶之分,将饮茶视为一种物质享受与精神陶冶,宋代诗人陆游在诗中写道:细啜襟灵爽,微吟齿舌香,归时更清绝,竹影踏斜阳。对着手中香茗,细细观赏杯中茶汤颜色,轻闻茶的香气,品尝茶中滋味,陶醉享受茶的曼妙意趣,这是古人的品茗意境。明代田艺蘅在《煮泉小品》中也说道:煮茶而饮非其人,犹汲乳泉以灌蒿莸。饮者一吸而尽,不暇辨味,俗莫甚焉。乳泉,乃钟乳石上的滴水,甘美而清洌,饮茶若只是一吸而尽,不辨茶味,在田艺蘅看来,就如同以乳泉灌篙莸,那真是罪过。

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和茶友皎然、张骞、陆上修等,在一次品茶行令中组成一首脍炙人口的《五言月夜啜茶联句》。一开始陆上修说了一句:“泛花邀坐客,代饮引情言。”张骞答曰: “醒酒宜华席,留僧想独园。”李萼接着对曰:“不须攀月桂,何假树庭萱。”……之后皎然说道:“不似春疗醉,何辞绿菽繁。”陆上修马上接着说:“素瓷传静夜,芳气满闲轩。”直到有人对不出,方告一段落。这首联句中,“泛花”、“庭萱”、“素瓷”、“芳气”可以看出这群品茶活动,正在进行欣赏沫花、讲究器具、感受茶香等茶艺活动;六人各自别吟出别出心裁的诗句,以不同的角度描写了月夜饮茶的心境与意境,杯面泛起的白色茶花、聚首的茶席、月光下的茶会、茶的芬芳气味、茶色迷人的碧绿、饮茶的氛围感受,仿佛诗中都飘逸著茶的芬芳,令人有身深入其境的感觉。诗中可见唐代文人在茶会中,宾主相敬、和谐、气氛清闲雅致。看来不论行茶令、斗茶虽在求胜,仍见文人的沉潜细致。陆士修的啜茶联句中的“泛花邀坐客、代饮引情言”,也表达了茶在鍑内翻滚沸腾时、泛起白色水花,正是邀请好友共饮时,花香茶饮,更能引入诗境,增添茶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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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杜耒: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;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诗中以竹炉的火红映衬寒夜,以客来访呼应竹炉的汤沸,将“以茶代酒”的雅趣,“以茶代客”的真性情,描写得淋漓尽致。好友寒夜来访,点起火炉围坐一起,虽没有美酒佳肴,寒夜中啜饮醇香的热茶,一杯香茗在手,不乏是文人雅士聚会时的趣味享受,这种“以茶代酒”的儒雅风习,至今仍令人们神往。道尽中国文化的深刻底蕴,以茶待客,显示了主客之间的亲切温馨,表示了主客对品茗的喜爱,不论梅花不论窗前月,尽在一杯茶饮中。将茶提升到一种含蓄又深情的境界。清代郑清之的诗句中也有“一杯春露暂留客,两腋清风几欲仙”,诗中表达以茶留客的情意,更道出饮茶后飘飘欲仙的感受,中国人自古好茶,不仅客来敬茶,还以茶留客。

宋徽宗在《大观茶论》中提到:天下之士,励志清白,竞为闲暇修索之玩,莫不碎玉锵金,啜英咀华,较筐箧之精,争鉴裁之别。据宋、明人的文献纪载,斗茶概括有:(一)斗茶品—斗汤色、水要活、茶要新、汤色要鲜红。(二)斗水痕—水痕出现早晚、汤花咬盏时间久者得胜。(三)行茶令—席间吟诗作对较劲。茶令最早出现在唐宋时代,如唐代颜真卿等人的接龙、宋代李清照著名的一问一答,“接龙”可以视为茶令的一种形式,就是以联句续诗的形式,一人一句接下去。

明代《吴门四才子佳话》中有一段四位友人一日结伴同游,酒足饭饱后,至一茶庄饮茶,以品茗为题,各吟一句连成一绝。联句如下:

午后昏然人欲眠(唐伯虎),清茶一口正香甜(祝枝山),茶余或可添诗兴(文征明),好向君前唱一篇(周文宾)。

茶庄老板对此四连联句赞赏有加,祝枝山建议将诗诵于老板,以换取四包好茶,主人欣然允诺,取来四种茶叶,谓之“四贤茶”,从此泰顺茶庄声名远播,成一佳话。伴随著散茶的发展,明初饮茶方式各家分呈,承袭传统也有创新。

明代茶人或有隐逸遁世者,常以山水自娱,追求忘却尘世烦恼,淡雅高洁的品茶意境,饮茶讲求趣味,对茶具茶汤亦皆有所要求,可说是浪漫苏醒的年代,明许次纾

《茶疏》写道:

未曾汲水先备具。必洁必燥,开口以待。盖或仰放,或置瓷盂,勿竟覆之案上,漆器食器,皆能败茶。先握茶手中,俟汤既入壶,随手投茶汤,以盖覆之。三呼吸时,次满倾盂内。重投壶内,用以动荡,香韵兼色不沉滞。更三呼吸顷,以定其浮薄,然后泻以供客。则乳嫩清滑,馥郁鼻端。病可令起,疲可令爽。吟坛发其逸思,谈席涤其玄衿。

文中所说的是茶具的摆放及品茗过程,通过饮茶打开五感,明心见性,修养身心,提升审美意趣,通过五官的舒适感觉,吟诗玄谈抒发灵感。

明屠隆《考槃余事》中提及,明代茶人一向主张:

茶之为饮,最宜精行修德之人。兼以白石清泉,烹煮如法,不时费而兴。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,觉与醍醐甘露抗衡,斯善赏鉴者矣! 使佳茗而饮非其人,犹汲乳泉以

灌嵩莱,罪莫大焉!有其人而未识其趣,一吸而尽不暇辨味,俗莫甚焉!

由此可见明人饮茶时不论对象、烹煮、品味、相当的讲究,讲求闲适、真趣、清赏超越性灵的生活态度。

清代中叶的诗人袁枚是一美食家,他的著作《随缘食单》上有一段他在武夷山与寺僧品饮的记载,寺僧以当地名茶武夷岩茶款待他。食单上写道:

杯小如胡桃,壶小如香橼,每斟无一两,上口不忍遽咽,先闻其香,再试其味,徐徐咀嚼贴之,果然清香扑鼻,舌有余甘,一杯之后,在试一二杯,令人释躁平矜,怡情悦性,尽得个中三味。

这段话同时也凸显了岩茶的茶性,因其茶气强,滋味醇厚,故而品饮时不宜大口,宜浓不宜淡,所以袁枚诗中说杯要小、壶要小、须慢慢品饮方能释躁平矜。功夫茶俗不但要闻香试味,也要能平矜悦性,连带地也讲究茶具,所谓“功夫茶四宝”,要求的就是茶汤浓郁、饮茶先嗅其味,再品其韵,杯以“若琛”最佳,约在 10 至 20 毫升。根据清代袁枚所言:“余尝尽天下名茶,以武夷山顶所生,冲开白色者为第一。”烹茶需要用到的器物很多,每一器皿都很讲究,但以茶杯最为重要,这也是品茶人最在乎的,是品饮者直接接触的器物。清冒襄在《岕茶汇钞》中提到:茶壶以小为贵,每一客一壶任独饮,方得茶趣,何也?壶小香不涣散,味不耽搁,况茶中香味,不先不后,洽有一时,太早未足,稍迟已过,个中之妙,清心自饮,化而裁之,存乎其人。所以袁枚说杯小如胡桃,壶小如香橼,可见袁枚品茶已达至高之境,能够清新自饮,体会杯中茶趣。

品茶文化在明清以后,出现了反璞归真的现象,茶人借由品茶过程,实现精神上的企求,让心灵得以抚慰,像朱权作为明太祖朱元璋十六子,为了“破孤闷”而专注研究茶,避世写了《茶谱》潜心茶道,提出了以茶悟道的观点,认为探究造化,是要从烧水煮茶开始。文征明嗜茶,为人正直,不事权贵,淡泊仕途以茶示决心,赋诗作画,有诗吟:门前尘土三千丈,不到薰炉茗碗旁。可见他以避世为乐,以饮茶为欢的高尚境界,任凭门前车马喧闹,依然淡定的在茶炉边烹茶,品茗自乐。还有张岱的以茶会友,他说:非大风雨至,非至不得已事,必至其家,啜茗焚香,戏谈谑笑,十三年于此。除非刮大风下大雨,十三年来每天造访云谷,显示两人的茶谊根深蒂固。

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,所谓禅茶又是怎么产生的呢?

陆羽在《茶经》提出的“精行俭德”,茶性蕴含着茶德。品茶如同品人,品茗过程除了感官上对色、相、为味的要求,还要提升到心灵的体会和感受,追求一种平静、

恬淡的精神境界,如老子“致虚守静”的养生概念,茶叶自身的药理功效外,以茶养性,求清气长存、延年益寿,所谓,“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”,借由品茗过程反观自我,体悟到道德,完成自我的超越与坚持。

茶被称为嘉木,是因为茶具有刚强、质朴、清纯和幽静的本性。茶其性洁不可污,茶汤晶莹清澈,清香怡人,给人幽雅的韵致。茶性与茶品,无喧嚣之形,茶性与茶品自然的元素渗透到人们生活领域,延伸到人们的感官精神中,形成一种品格。因此,重德观念的形成,源于茶的自然本性。唐代刘贞亮对茶德有更具体的阐述:以茶散闷气,以茶驱睡气,以茶养生气,以茶除疠气,以茶利礼仁,以茶表敬意,以茶养身体,以茶可雅行,以茶可行道。

中国禅宗形成后,僧人因禅修而饮茶,沿袭至今,潜移默化,饮茶成为佛教丛林的佛门规式。中国茶道可说是由禅而兴起,因禅学而成熟,也因禅学而造就出特有文化。唐代怀海禅师制定了《百丈清规》,将坐禅、饮茶列为规式,饮茶开始被纳入佛门清规,之后寺院茶礼逐渐成形,饭后三碗茶就是当时吉州禅寺普遍流行的和尚家风,当时茶与禅的关系已到了《茶禅一味》的境界,茶器美学的概念也渐成气候。直到南宋时期,禅学在整个社会普及流行,也助长了茶禅文化的发展。

《百丈清规》里提到丛林禅茶,由于坐禅易昏沉,所以“皆许其饮茶”。禅教是佛教的一宗,也称禅宗,所谓“禅”也就是“止观”的意思;即通过坐禅入定,求得心

静为“止”,观即是观视内心,对心进行反省观察,进行宗教修养。这种止观禅法,是随着佛教经籍于汉代时传入中国。禅宗初祖菩提达摩,真正成为佛教一宗并流传,是在南北朝时期,盛行于中唐及至五代时期。安史之乱之后,唐王朝日趋腐败,战火连连兵灾不断,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此时禅宗宣扬“顿悟成佛”,这对遭受安史之乱祸害的人们而言,无非是是最大的精神支柱。

中国最早记载“坐禅用茶”的文献,乃见于《晋书艺术传》,传曰:东晋僧人单道开坐禅、昼夜不卧,日福镇首药数丸,大如梧子,药有松蜜姜桂夕时,僧人禅修静坐时间长易感疲惫昏沉,饮茶可提神助修。僧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的昭德寺修行时,诵经四十余万言,经常饮茶以提神防睡。陆羽《茶经》《六之饮》:

翼而飞,毛而走,呿而言。此三者俱生于天地间。饮啄以活,饮之时义远矣哉。至若救渴,饮之以浆;蠲忧忿,饮之以酒;荡昏寐,饮之以茶。茯苓之气,时饮茶酥一二升而已。

古代僧人须持过午不食的斋戒,因不作;为了解渴,就要喝水;消愁解闷,就要喝酒;要提神醒脑去睡意,就喝茶。所以说茶不但有止渴作用、也能提神消除睡意、解烦闷,有助于修身养性,对禅修、打坐有很大的助益。

唐代僧人参禅之风盛行,禅宗重视“坐禅修行”,坐禅需摒除杂念,专注于前,所以要求僧人“跏趺而坐”,“过午不食”,而茶可养心提神,促进思考,于是寺院饮茶之风鼎盛,也因此促成了茶禅融合的契机。《百丈清规》中多处述及的“礼茶之法”如:

大众就坐,侍者归中问讯揖坐,进中鑪上下监至外堂烧香,香合安元处,退身当下问讯。上下间外堂问讯了,归中立,鸣钟二下,行茶遍瓶出。复如前问讯中立,鸣钟一下,收盏。

文中所述不仅是象征寺院的仪规,也是内心的修行,百丈禅师怀海制定这些茶礼,将整个僧堂内的茶礼程序,钜细靡遗地描写,从入堂的规矩,烧香礼拜巡堂请众,鸣钟就座,行法事人向圣僧的问讯礼仪等,让僧人遵循礼法。同时,自然而然行道,让禅法落实在如礼的生活中。清规中记载着许多茶在寺院中的使用方式、功能作用和意义,寺院法堂设有两面鼓,东北角设法鼓,西北角设茶鼓,讲座说法擂法鼓,集众饮茶擂茶鼓。禅寺中有设有茶堂,有“茶头”执事一职,专门负责在佛前供茶,供祖师的奠茶仪式,为僧众、信众奉茶等。在丛林禅寺住持上任要举行茶礼,和尚迁挂遗像也有献茶仪式,寺院中有种植茶树,耕种、采制茶叶,都视为佛事。百丈禅师曾开示大众:吃茶、珍重、歇。拟议更思量,知君犹未彻。所谓禅门三诀,以茶悟道是也。由此可见茶和禅林生活是密不可分的。笔者认为这是僧人们结合饮茶、茶仪,内修定慧。在品茶过程中同时实践境修止观,开启五感,眼观察色、耳听水沸、鼻闻茶香、舌品茶味、手触茶感,摄心专注于茶事,调身、调息、调心,进入身心合一的茶禅境界。

茶圣陆羽是佛门弟子,后成为茶圣,也是受了佛门影响。古代僧人悟道、参禅、弘法等,用茶来清新提神,寺院中大都珍藏着许多茶品,其一用来招待施主和宾客,二来供寺僧们念经时饮用。儒家主张以德治天下,道家主张清静无为,这都是养生的关键,在自然恬淡中延续并超越生命,品茶若能达到清心寡欲、淡泊名利,便是最佳的养生之道。茶是苦味之上首,苦味则是诸味之上首,而心脏爱此味,心脏兴则安诸脏。

唐代茶人斐汶在《茶疏》中提及茶的四个特点:性精清、味淡洁、用凡涤、功致和,得之则安,不得则病,饮茶使人的心情平和,消除烦恼。早期达摩的“如是安心”、道信的“入道安心要方便”、法融的“心为本”、禅宗如神秀的“极力摄心”马祖道一的“只未了之心是(佛)”、南泉普愿的“平常心是道”,说的都是内在心灵的体悟,并非对外在环境的适应,不为满足物质需求。追求德是精神内在的平衡状态,所提的安心,是指抚慰内心焦虑、紧张、恐惧、困惑的心灵。而茶性精清、味淡洁、用烦涤、功致和,可带领人们提升到空灵美妙的高度,甚至成为安身立命的终极信仰。

明代文人徐柳在《天心禅茶疏》中描绘天心永乐禅寺的茶禅盛事,其中茶膀的蕴意深远,文中书写:借水澄心,疾即茶演法,涤睡眠于九结,破昏致于滞于十缠。……

非关陆羽之家风,压倒赵洲之手段。以致三朝共啜,百辟争尝。使业障惑障烦恼障,即日消除;资戒心定心智慧心。…法是茶,茶是法,尽十方世界是个真心;醒即梦,梦即醒,转八识众生即成正觉。

文人以浪漫手法描述永乐禅寺茶禅交融的动人画面,不露禅字,却将茶禅一味的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。禅宗思想浸染中国思想文化最深,他吸收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,使儒、释、道三家的思想得以融通,从而对中国茶道核心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禅宗将茶的特质运用于身心养生与心灵的提升,从日常饮茶养生、提神,做为精进坐禅的良方,最终将茶与心相互交融,将茶融入禅的修证中,以茶崭现圆满生命,让茶超越物性的原始意涵,既帮助修行人进入证悟之道,也让人们借由茶开展自身的心灵世界。通过茶进入禅境。禅的精神是悟,茶的灵魂是品,禅是悟,茶是心,如此的养生乃是进入中国茶道的途径,进而能体会茶禅一味的意境。

赵州禅师“平常心是道”的禅法中,被认为最高深的禅道是吃粥、洗钵,以平常心做平常事,是在日常生活的行、住、坐、卧中,以平常心行事对待,而不刻意修行禅法,便是“道”。喝茶也是如此,茶圣千利休在《南方录》中提到:“茶道无非是烧水点茶。”这与赵州禅师“平常心是道”境界是一样的。宋代无门禅师诗偈中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,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传达的也是平常心的观自在。

陆羽的忘年之交皎然,是一位诗僧,他在《饮茶歌诮催石史君》一诗中,首先提到了饮茶三个层次境界:一饮涤昏寐,情思朗爽满天地。二饮清我神,忽如飞雨洒轻尘。三饮便得道,何须苦心破烦恼。皎然的三个境界,“涤昏”是茶的化学物质具有中枢神经精神兴奋作用,让人神清气爽,精神集中之后,思虑益加清明,感受内心与外在环境融合。“清神”是饮茶之后使人神清气爽,思绪更加清醒,内心与外在统一到无限觉受,感受到如飞雨洒轻尘般的清凉境界。三饮便得道,到了这个境界,所有的忧愁烦恼都烟消云散了,这是饮茶的最高境界,“品茶悟道”了。茶之于僧人,可涤寐、清神,更可得道,这种悠然神往近乎禅境,不仅僧人,文人亦向往之。饮茶讲究心灵的平静和环境的清优,参禅品茶,品茶参禅,茶禅一味都是追求境界的提升,僧人们种茶、饮茶,在孤寂的佛家生活中,体悟佛的本性领悟“菩提真谛”,僧人在品茶过程中,体会茶性平和,使人清心寡欲,不生妄念,这与禅宗的哲学思想有相同理念,对于僧人悟道有极大助益。茶与禅宗早已密不可分。 茶禅可说是茶文化的核心根源,道家追求清静无为、修身养性,儒家以茶规范礼仪,佛家用茶思维悟道;文学家以茶书作诗文,艺术家以茶审美鉴赏茶艺、禅宗更是通过茶平和静虑的方式追求顿悟,领悟佛法的真谛。

一个好的茶师,可以是一个禅者,好的禅师,也可以泡出一壶好茶,或是感受一杯好茶的乐趣。由此可见,茶对禅宗而言,是养生用具,亦是得悟途径,更是体道法门,这两种境界同时达成,将两个不同属性合一,衍生出茶禅一味,从而让中华文化传统有了更丰富的底蕴。

宋代临济宗禅师圆悟克勤是最早明确提出“茶禅一味”思想的人,他潜心钻研禅与茶的关系,以禅学思辩品味茶的境界,终有领悟,挥毫写下了“茶禅一味”四字,显现出茶与禅的不可分离与相互映照,并从理念上发扬光大,其著作《碧岩集》在禅门影响颇大,被誉为禅门第一书。圆悟克勤禅师亦曾手书“茶禅一味”,赠予参学的日本弟子荣西,至今禅寺的手书原迹仍被收藏在日本奈良大德寺,日本茶道因此也有了“茶禅一味”的说法,是宋代禅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。

日本茶道的开始是十五世纪茶道之祖村田珠光的时代,其弟子武野绍鸥宣扬的村田珠光的茶汤,将其心法传承给弟子千利休,此后日本茶道树立。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说:茶之始为药用,慢慢却成了饮品,在八世纪的中国,茶,更以上流社会的风情雅致,步入了诗句的殿堂。十五世纪时,日本则将其晋升到一种唯美的信仰——茶道唐・玄觉《永嘉正证道歌》曾说:“行亦禅,坐亦禅,语默动静体安然。纵遇锋刃常坦坦,假饶毒药也闻闻。”只要用心感受,不论行住坐卧、语默动静,只要体会安定自然,万事万物都是禅机,“茶”只是禅修中众多“借假修真”的媒介,无疑的这是禅门茶道的特色。

佛教重视坐禅修行,静心禅坐,聚思悟道,坐禅长达数日,久坐难免困乏,清心提神的茶便应运而生,佛门淡泊人生态度,而茶性净洁,无疑成为最佳饮品,更与僧人结下不可分割的关系。唐代中叶饮茶风俗大兴,据唐封演的《封式闻见记》中纪录了北宗禅习茶的情景:

南方人好饮之,北方初不多饮。开元中,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,大兴禅教学禅,务于不寐,又不夕食,皆许其饮茶,人自怀挟,到处煮饮。从此转相仿傚,遂成风俗,自邹齐、沧棣渐至京邑城市,多开店铺间茶卖之,不问道俗,投钱取饮,其茶自江淮而来,舟车相继所在。

由此可见禅寺与僧人将茶视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,也说明了寻常百姓茶坊饮茶的盛况,推广了的饮茶风尚。由于唐代盛行的禅宗寺院生活,提倡饮茶,将饮茶习惯仪式化,也因此让饮茶与精神提升的过程有了关联。茶之于僧人,可洗去昏寐,可清神,有如得道般的境界,这是僧人与文人向往的禅境。

茶禅一味的思想,在中国发端,渗透到生活各层面后,进而有许多相关茶礼仪的规范,禅宗对茶礼的规矩要求更是严谨,可说是僧门的礼仪训练,许多禅师以茶提示禅机,阐述茶与禅的关系。但将茶禅一味思想贯彻入微的应算是日本人了,从村田珠光创设“四叠半”的茶席开始,珠光认为学习茶道最忌讳的是,存在内心的我执我慢,因此创设小茶席,与饮茶方式结合,注入禅的精神,以便自悟本性。

集日本茶道大成的千利休,在其传书《南方录》开宗明义指出:宗易云,茶事之茶汤以佛法为第一,修行得道事也。以家居结构、饮食珍味为乐乃俗事之乐也。如若无家,饮食饥饿之事也。此佛之教,茶汤之本意也。小茶席的茶道首先须秉持佛法,进德修业以求悟道,住在豪宅吃山珍海味美食的种种享受,获得的愉悦是世俗的、官能的享受。住屋只要能遮风挡雨,吃饭只求不饥饿的程度,便是佛陀的教义,更是茶道的本意。认为茶道的本质是佛法之现象表现,修行茶道便能得到,亦能获得解脱之道。千利休的高徒山上宗二在《山上宗二记》中记载着:茶汤出于禅宗,因此全然是僧侣之行也,珠光、绍鸥皆禅宗。茶道是从禅宗而来,回归以心为根源的茶道,以禅宗为依归,做为禅宗的行为准则。珠光、绍鸥都是禅宗的门徒。寂庵宗泽《禅茶录》也明确以茶与禅之间的关系为课题,《茶事以禅道为宗》,以体用赋予茶与禅的意味,以一心不乱的空寂为主体,肢体举止为用,茶事之行为皆显佛心之教诲。然而贯彻茶禅一味最彻底的应属千利休孙子千宗旦。他在《茶禅同一味》的著述中提到,如何借由茶道修行以达心悟自省,文中说道:

借由茶事求得自性功夫,别无他法,只要静心专注集中意志力,一心使用茶器而进入三昧的境界。如使用茶杓时,全神贯注于茶杓,无其他念头,放下茶杓时,以敬物的态度将之安放原处,其他器具之使用也一样。再者,使用的器具放妥后,缩手之际,不可松懈,应以相同心情移到下一个使用的器具。点茶如能随着器物的变化,精神维持不变,连贯一气,就是深得点茶三昧了。

“三昧”是禅定功夫的一种,如操作茶勺时,全然专注其心于茶杓,将自身与茶勺融为一体,要做到毫无自体的主体性,便是进入三昧境了。有人认为日本茶道过于重视仪式,过于讲究操作的过程,虽是精神境界的提升,却偋弃了味觉品尝的愉悦,笔者认为虽然喝茶饮的是茶汤本质,但通过严谨的态度,敬器、敬人的精神,可让人静心品茗,进而敬天、敬地以感恩惜福的心境对待人事物,这就是茶道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。

日本的“茶道”一词在千利休所著《南方录》“觉书”中开始普遍化使用,然而一般而言依然沿袭自中国,称之为“茶汤”。茶道是一种茶叙的仪式,自古以来日本称之为茶汤,而喝茶的叙会则称为茶会。冈仓天心在《茶之书》中说:日本的武士道是“死的艺术”,而茶道则是日本孜孜以求的“生的艺术。”日本茶道将茶事与茶人的生命相关连,在茶道中展现艺术、完善生命,将世俗饮馔之事提升至一种纯粹而唯美的信仰。

729年,日本圣武天皇曾召百僧,讲经赐茶,并派高僧到中国学习佛经,805 年最澄禅师赴中国天台山国清寺留学,回国时携回天台宗经论疏记及佛教经典,同时也将茶种带回台麓山种植,后来空海和尚也到中国取经带回茶籽,所以最澄禅师与空海禅师可说是日本栽茶的始祖。日本饮茶,是于奈良时代通过遣唐使与僧侣将中国饮茶习惯正式传入,后因遣唐使废止而一度中断,直到谦仓时期日本禅师荣西渡宋归国再次带回茶种与茶具,加上《吃茶养生记》的付梓,根据中国寺院的饮茶方法,制定饮茶仪式,大力阐扬饮茶的好处,兴起新的农业形态,开始扩充茶园、著名产地竞相栽种茶树,书中提到:贵哉茶乎,上通诸天境界,下资人伦矣。诸药各为一病之药、茶为万病之药而已。称“茶”是上天的恩物,圣药的本源,使茶迅速在国内流行开来。当时更兴起了仿宋的“斗茶”,后来演变成赌博性质,从荣西禅师提倡饮茶养生,到斗茶歪风兴起,曾一度引发知识分子的担忧。

其后村田珠光简化了当时的茶室,舍去华丽与雕饰,还原到一种质朴的感受,改在四个半榻榻米大的小房间举行茶会,依禅宗质朴沉稳寂静的饮茶方式,制定“茶法”,这就是“草庵茶法”,珠光也因此被尊称为日本茶道祖师。完成珠光理想的“草庵茶道”是武野绍鸥。绍鸥采用田舍风“地炉”的设计,建筑“草庵式”茶室,使用日本在地茶具,在质朴中满足于不足,培养真诚的待客之道,绍鸥认为“正直”、“谨慎”、“不骄慢”就是“空寂”。接着千利休更进一步创立“草庵式小茶席”,将这份质朴的感受更完整化的体现在的意境与事物上,完成了“侘茶”以贯彻绍鸥的茶道思想,自此日本饮茶习惯再度盛行。

而日本饮茶习惯正式确立形式制度,建立“茶道”精神,是在安土桃山时代的千利休出现之后。利休时代是日本茶道风气鼎盛的时代,上至公卿贵族武士,下至平民百姓,无不喜爱茶。日本茶道建筑分为室内和室外两个空间茶庭。茶室,其用意是让客人先行至茶庭放松心情,再进入茶室享用茶汤。茶庭又称“露地”,这称呼是由千利休创立,用意是让客人在茶庭静心涤荡世俗欲念,启发清净自性以培养进入茶道世界的情绪。千利休订定“和”、“敬”、“清”、“寂”四规,此乃茶道之精髓,“和”、“敬”指的是主人与客人之间应具备的精神。《茶经—六之饮》云:夫珍鲜馥烈者,其碗数三,次之者,碗数五。若坐客数至五,行三碗;至七,行五碗。 说的是茶汤如做得好,品饮起来珍鲜馥烈,芳香无比,一“则”茶末只煮三碗,茶汤才能鲜爽浓烈,较次的是煮五碗,如果五位客人便煮三碗分饮,七位客人便煮五碗均分。品饮时互相谦让,“和”、“敬”精神很自然贯穿整个品饮过程。“清”、“寂”也写作“静”、“寂”,是一种审美观,这种美体现在“侘”字上,有寂寞、孤独、郁闷的意思。

九松真一是真正落实日本茶道理念的实践者,他将茶道特有的“闲寂精神”与禅结合,呈现了七种美学属性。此即为“不均齐”、“简素”、“枯槁”、“自然”、“幽玄”、“脱俗”与“静寂”。 197 意味面对现实的不完美,能够欣赏缺陷。“清”、“寂”是要求茶室及茶庭应保持清静的环境和氛围,沉稳、安静、平和、内性自悟,是日本茶道文化的元素,从茶道仪式的开始到结束,以静为旨,在无言的静寂中展露,以求得悟,感知唯美,从静中品味动美。茶会以一期一会的心境呈现,实质上就是佛教所说无常的概念,将茶会视为一世一度,用心对待,主客之间心心相映,以礼对待。因为一生只有一次一起喝茶的机会,所以喝的每一口茶都抱着感激的心,格外珍惜,这就是一期一会的概念。

宋代的点茶法带入日本后,演化成今日的抹茶文化,但宋代“末茶”工艺早已失传,现今所见“抹茶”是按日本抹茶标准和工艺生产的现代抹茶,日本茶业中央会对抹茶的定义是由覆蓋栽培的茶叶鲜叶,未经揉捻直接干燥制成茶叶,经石磨碾磨后制成的极细粉才可被冠上“抹茶”的名字,其他所有粉末状的茶叶,都只能叫做“粉末条”。唐宋时期的喝茶方式,是用一只茶碗,将茶叶放入碗中,用类似竹刷子的茶筅,再将茶末置入碗里打出泡沫饮用,即是今日抹茶道的滥觞。而日本禅师传习了这种茶道,也从中国带回一些茶碗回日本,当时这些茶碗并不称“天目茶碗”一般通称为黑釉、建盏、或星盏。但因日本禅师是从中国浙江、安徽边界天目山附近的禅寺将茶碗代带回日本,所以就称为这些茶碗为“天目茶碗”。荣西禅师从中国天目山带回的建盏,现今日本称为“天目碗”,日本抹茶道在千利休推动“清”、“敬”、“和” 、“寂”的茶道精神下,逐渐舍弃追逐推崇唐代茶器的局面,发展了属于的日式风格的茶器,自此日本的在地作家开始受到瞩目,日式风格茶器也开始发展出简约质朴富于精神层次的茶器,与中国茶器的釉药色泽和造形有着明显不同的辨识度。

日本茶道受禅宗影响很大,村田珠光在 15 世纪后期提出“侘茶”的观点,创造了草庵堂,为茶道订下形式和内涵的概念,称为日本茶道始祖。自此茶、禅合一的茶道才真正出现。建立“侘数寄”茶道,是热爱不完整,残缺不全平凡的茶具的意思。主张通过修行领悟茶道的内在精神,是日本最早的茶道思维概念,即崇尚幽静简寂的喝茶风气。茶圣千利休指导乐长次郎烧制“乐烧茶碗”时,结合禅宗思想将茶碗提升至“侘寂”的精神层次,乐烧茶碗历经了近百年的历史,至今仍影响着近代许多烧制茶碗的陶艺家。茶具延续唐代器物作风,有了备前烧及信乐烧等和物,欣赏角度亦由崇尚华丽,转为幽静寂简的残缺美学概念,珠光之前人们以唐物为贵,茶具上讲究华美精致,追求奢侈华丽,而珠光提倡清贫简朴,认为黑色陶器色彩幽暗,具有朴素、清寂之美,以此质朴茶具真心诚意待客既有审美涵养,也具道德情操,这种观念思想来自于禅宗。

室町时代形式极为奢华的“茶书院”为炫耀并展示中国制造茶具,兴建银阁寺,之后千利休革命奢华茶文化与推行美学新思维概念,倡导简朴虚怀、崇尚自然,将四张榻榻米的标准茶室,缩为三张或两张半,将茶室装饰极简化,深化草庵茶的茶禅精神,提倡“侘寂”美学新思维,将“侘茶”的境界推向顶峰,更确立了统一日本茶道精神理念。

日本著名国宝“待庵”,是茶圣千利休创立的茶室,空间仅两个半塌塌米,“待庵”因空间有限,主客需坦诚相见,主客之间任一微小动作都无法闪躲,无法掩饰,彼此相互观照而无所遁形。因此主客之间的举止都需完美得宜,专注于前不得轻松,喝茶可说是一种修行。“待庵”座席前面,位于躏口处上方置有木架,名为“刀挂”,顾名思义是请茶客入屋前将刀具挂上,即要客人一但进入茶室要放下一切,专注于前享受当下。进入茶室,上至皇家贵族,下至平民百姓,皆须屈躬卑膝,低头进入茶室,意谓众生平等,无形中透露出利休所期待的理想世界。茶室的简朴素净,超脱尘俗,因此被世人认为是真正的隔绝红尘喧嚣的神圣殿堂。

日本的禅艺术毕竟深具日本的民族性格,多数时候有着“以形式完成内在”的特质,因此常以极简风格规范,来达成当下本自具足的生命关照。其中花道、茶道都有这种特性。日本茶道着重思想,很多仪轨操作和器物的完成,并非只是注重外在形式,而是希望借由外在形式去完成内在,在实践过程中,由形入心。即所谓转心成象,转象成心。外在形式的熟练影响事茶者的自信心,茶人熟练掌握茶事仪轨,使茶人操作过程融入茶席中,通过虚实相映,结合“有形”的事实和“无形”的概念,创造茶席意境。所谓“器”,形于手而发于心。武田老师说:“茶道最讲究的是形,先做出形之后,再在其中放入心。”先将外在形式完成后再放入心,融入其中,先行后心的目的在于培养集中精神的习惯与能力,进而以“形心合一”为理想目标,通过茶道精神仪式达到平静沉淀心灵的目的。对繁忙焦虑的现代人来说,饮茶可以不只是单纯品茗,以固定的形式演练操作事茶仪轨,因日本茶道事茶仪轨过于复杂,容易出错,避免出错只有专注于前,心无杂念,抽离现状,处于当下,即便身处闹事,仍然可以让自身处于安定自在的情境。日本茶道的每个事茶细节都是要求高度集中精神,以及活在当下的状态下进行,茶会前的事前准备,也有一定的礼节,个人曾经历这段学习,颇为不解,慢慢从中体会,发觉茶道不能执著于茶的滋味,应是没有刻意的追求,只是通过茶汤的体验沉淀身心灵,甚至是安身立命于此终极信仰。

日本哲学家久松真一《茶道的哲学》写到:

吾等今幸入露地草庵,得参茶道之玄旨,修和敬清寂之法,愿攀前贤古圣芳躅,苟且物流游戏逸乐、趋好事骄奢,偏固流仪技艺堕邪路,坚把持住“侘数奇”缔,专旨心语,观一期一会,道业无倦,事理变修…以茶十德饶益世间。”

最后,简要介绍下当代茶艺。

当代茶席文化主要是在台湾形成气候,或许源于台湾特殊的文化背景。两岸开放,茶人交流,紫砂壶和茶业在台蓬勃发展,加上曾经是日本殖民的身分,文化的交互碰撞,促成这段历史。追溯本源,台湾的茶席文化源自于福建小壶泡法的功夫茶,功夫茶也称老人茶,泡茶用具及程序极其讲究,流行于潮汕地区,潮汕人将茶叶称“茶米”,所谓“可一日无米,不可一日无茶。”喝茶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,亦称为潮汕泡。功夫茶融入江南文人的雅致茶艺,加上受到日本茶道美学的影响,形成独特的台湾茶艺活动。

受到明代品茗很深的影响。明代许次纾《茶疏》《烹点》中记载:

先握茶手中,俟汤既入壶,随手投茶汤,丛盖覆定。三呼吸时,次满倾盂内,重投壶内,用以动荡香韵,兼色不沉滞。更三呼吸顷,以定其浮薄。然后泻以供客,则乳嫩清滑,馥郁鼻端。

茶道呈现的境界乃是简朴、俭约的,它涵概了精神和艺术的层面。茶席如同行动绘画,更是一首无言的诗歌。追寻生命的底蕴,艺术是作为敲门砖而存在的。“茶席”则是茶道的具体呈现,方式包括整个茶席空间和演绎过程的设计,如茶器具的配置、演绎步骤、冲泡技巧等多元具足。通过看不见的精神美,看得见的器物配置美感、事茶者的语言、仪轨操作的肢体形式,呈现出茶道之美,在泡茶过程中证悟茶道精神。

陕西作家丁文认为;“茶艺是茶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茶艺指的是制茶、烹茶、饮茶的技术,技术达到炉火纯青变成一门艺术。” 因此所谓的茶席展演不只是科学的将茶汤完美表现,更要以艺术的方式泡一壶好茶,不但要掌握茶叶鉴别、水温、冲泡时间、动作仪轨等技术,在冲泡操作过程中以艺术美感方式呈现。茶席展演过程呈现的冲泡技艺,让人有安定专注于前的美好享受,不但茶器摆置具有美感、茶汤呈现美味,也蕴涵意境的美感。

古籍上并未见“茶席”一词,明代茶艺行家冯可滨的《岕茶笺》中罗列了“饮茶食十三宜”。曰:品茶也,无事。佳客。幽坐。吟咏。挥翰。徜徉。睡起。宿醒。清供。精舍。会心。赏鉴。文僮。其中所说的“清供”、“精舍”,指的就是茶席的摆置。

茶席,是以“茶事”为基调,以茶为核心,茶器具为载体,通过事茶人以事茶礼仪,在特定空间结合花艺、画轴或雅乐等艺术,建构特殊氛围的品茶空间,既蕴含茶道的抽象哲思,也呈现具体的仪式美学,既是事茶者的一方天地,也是品饮者身心的释放,这空间的内涵因人、因时、因地而异,却都是以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为诉求。

写作《茶席》一书的池宗宪说:“将茶席看成是一种装置,是想传达摆设茶席茶人的一种想法,一种漫游于自我思绪中,曾经思索想表达的语汇,将茶席成为一种自我询问与对话的作业模式。”

茶为客观事物,“茶艺”则是人所创造出来的美好事物。茶可以只是生理上解渴的需求,亦可将之提升至精神层次的享受,进入艺术境界的美学领域,通过审美的美感营造空间情境,融入茶文化意涵的品茗体验,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,增进生活逸趣。

最后,写作过程中记忆不清的部分参阅了如下书籍,供参考:

丁文,《中国茶道》

吴觉农,《茶经论述》

洪启嵩,《问茶解禅》

章柏年书,《唐陆羽茶经》

陈香白,《中国茶文化》

葛兆光,《中国禅思想—从 6 世纪到 9 世纪》

郑培凯、朱自振,《中国历代茶书汇编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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